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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如果遇到困难了就一味地“靠”在李伟或是上海援疆的身上，那这家企业终究是“长不大”的。

    “李主任，陈风，小麦，都杵着干嘛呢？哈哈，我刚从合作社过来，看你们没在那，想着应该就是回艾老哥家了。”

    正当局面再次陷入停滞不前的窘境时，阿卜杜书记爽朗的声音从外面传了进来。

    这位村支书依然披着那件不知道穿了多少年的军绿色大衣，满脸堆笑，似乎是有什么开心事。

    而在他的身后跟着三四个穿着维族传统服饰的汉子，同样脚下生风，看到门口“唉声叹气”的陈风还都会主动打招呼。

    “阿卜杜书记，这可不行……”

    小麦一眼便认出几人都是村委会的基层干部，心里隐隐有了猜测，于是赶紧上前想要“阻止”。

    陈风这时也回过味来，但还没开口就被身边的两个汉子一左一右揽住了胳膊。

    “下午没谈拢吧？我其实早就预料到了，你们也别怪村里的大伙没人情味，这辈子都穷怕了，好不容易现在有了好日子，全靠着这点土地，说是命根子都不为过。”

    “以前也有外面来的老板搞过合作社，但那时候没有上海援疆这样的定点扶持，纯粹就是瞎搞，毁了好几块棉田，最后不了了之，弄得一地鸡毛。”

    阿卜杜书记显然是“有备而来”，对陈风和小麦的“欲言又止”完全“视若无睹”，而是自顾自地讲起了团结村和棉花的故事。

    “记得七十年代的时候村里还不种棉花，后来政府主导、兵团领先、大户带动，一夜间大家就认识了这种像‘天上云朵’一样的作物。”

    “那时候我才十几岁，记得每年学校都要专门放‘拾花’假，抢收棉花至少20天，脸上晒蜕皮了，手指开裂几个月都好不了，但别说，这份经历真能记一辈子。”

    摩挲着手指间的老茧，这个年近六十的“老棉花”似乎也想起了曾经的峥嵘岁月，眼眶里泛起了一丝薄雾，连说话的声音都沙哑了几分。

    “记得有一次跟大人去农三师棉花基地所在的炮台镇参观，几十年前开荒时候的地窝子早就不见了，居民区、商店、学校、医院和漂亮的办公大楼一应俱全。”

    “我被街上的繁华景象迷得走不了道，然后看见一支穿着白帽、白布兜的拾花工队伍整齐走过，他们个个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，我才知道原来只要种棉花就能过上好日子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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